土地污染：繞開耕地紅線侵蝕糧食安全(圖)

　　或許我們能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但仍有可能保不住糧食安全。因為重金屬、化工廢料、化肥農藥、農膜等等，正在不斷地侵蝕著我國的土地。部分土地甚至由于重度污染，已嚴重影響生產經營，成為令人望而生畏的“污染地”。這樣的“污染地”的規模有多大？在修復與治理上有何辦法？其中又面臨怎樣的困難？需付出什么代價？

　　土地在呼救

　　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五分之一的東北黑土區面積約3523萬公頃，一直被譽為“北大倉”。但一個并非人人了解的嚴峻事實是：支撐糧食高產的黑土層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減少了50%，并在繼續變薄，幾百年才形成一厘米的黑土層正以每年近一厘米的速度消失。

　　有關專家表示，照此速度，部分土地的黑土層可能會在幾十年后消失殆盡，東北這一中國最大糧倉的產能也將遭受嚴峻挑戰。

　　“北大倉”黑土層面臨風險，全國其他地方的一些土壤同樣如此，因為重金屬、化工廢料、化肥農藥、農膜等正在毒害、侵蝕著它們。創深痛劇，土地正在發出急切的呼救之聲。

　　在甘肅省的旱作農業區，幾乎所有的耕地都被地膜覆蓋。“地膜在促進糧食增產的同時，也造成了污染。在旱作農業區，地膜污染正愈演愈烈。”甘肅省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管理站站長張玉輝說。

　　在山東壽光的蔬菜大棚里，菜農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畝地需底肥5000公斤，氮、磷、鉀肥400公斤，硼、鉬、鋅、鐵等微肥10至15公斤，蔬菜生長期還需追施氮、磷、鉀肥400公斤，葉面噴施氮、磷、鉀肥和微肥50公斤。

　　山東省農科院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研究顯示，這一施肥量是蔬菜生長所需量的4至10倍。加之設施蔬菜在密閉的環境下生產，溫度高、濕度大，容易滋生病蟲害，農藥用量也大?；兽r藥的過量使用對土壤帶來極大傷害，設施菜地已難以長出“有機蔬菜”。

　　與此同時，重金屬污染事件的頻發則更為人們所熟知。統計顯示，從2009年至今，我國已發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

　　有關調查發現，華南地區部分城市約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鎘、砷、汞等有毒重金屬和石油類有機物污染；長江三角洲地區部分城市的連片農田受多種重金屬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喪失生產力，成為重金屬“污染地”。

　　土壤污染被稱作“看不見的污染”，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的90%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專家指出，許多地區的污染已超過土壤的自凈能力，沒有外來的治理干預，土壤無法自凈，甚至可能出現三種環境報復風險。

　　一是生態關系失衡，引發生態環境惡化。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在長江三角洲的一項調查發現，由于農藥化肥的過量使用，稻田生物多樣性被破壞，土壤中的蚯蚓、土鱉及各種有益菌等大量消失，農作物害蟲的天敵青蛙的數量大減，自然生態面臨危機。

　　二是土壤質量下降，使農作物減產降質。重金屬污染的增加，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有機質含量下降，土壤板結，導致農產品產量與品質下降。農業部全國農技推廣中心高級農藝師陳志群認為，由于各種土壤污染，我國糧食每年減產100億公斤。

　　三是污染糧食，影響人類生存。農業專家表示，土壤污染的最終后果將是人類“有米不敢吃”。南京農業大學在全國各地市場上進行的調查顯示，約有10%的大米存在重金屬鎘超標。這些鎘米長期食用會帶來嚴重后果。

　　在土壤污染的重壓之下，我國相關研究和治理措施開始加速出臺。

　　今年6月5日是世界環境日，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表示，從2006年到2010年，環保部已會同國土資源部開展了全國土壤污染情況調查和污染防治工作，初步掌握了全國土壤環境質量狀況，建立了我國土壤利用類型的土壤樣品庫和調查數據庫。

　　在這一基礎上，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將重點對大中城市周邊、重污染工礦企業、飲用水水源地周邊等典型污染場地和受污染農田開展治理與修復。一場阻擊“污染地”的戰役即將打響。不過前路多艱，記者在多地的調查表明，我們需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化工棄地燙手山芋

　　在蘇州古城區南面“寸土寸金”的黃金地帶，面積600余畝的蘇州化工廠（生產農藥）原址地塊因土壤遭農藥污染，無法開發，已閑置5年賣不掉。

　　2007年，蘇州化工廠因污染嚴重搬遷至張家港的長江岸邊，留下的老廠址土壤中存在大量有機磷、苯、重金屬等危險物。

　　這塊地到底有多“毒”？本刊記者日前來到這里一探究竟。這片被圍墻包圍的土地十分空曠，周圍不遠處就是寬闊的馬路與高樓大廈，車流穿梭，人來人往。這塊地的北邊，有一個臨時垃圾場。

　　“不能買，更不能蓋房子，這塊地有毒！”當記者以南京來的房產開發商的名義與垃圾場的工人聊天時，這些工人極力阻止記者買地，“當年生產時周圍十里都能聞到藥味，大家都知道，蓋了房子也賣不掉”。這時，一陣風吹來，記者真的聞到了一股刺鼻的農藥味。

　　負責這塊地治理與拍賣的蘇州土地儲備中心孫浩贛處長告訴記者：“如果不加治理，這塊地沒人買，政府也不敢賣。”

　　從位置上看這塊地處于黃金地帶，正常的話價值可達幾十億元，但目前沒有任何使用價值。自2007年以來，蘇州市土地儲備中心、蘇州市環保局等部門就一直在研究治理方案，據測算，需耗資數億元甚至更多。由于花費巨大且沒有可用的具體標準來認定治理結果，該地塊一直閑置至今。

　　類似蘇州化工廠這樣的案例并不鮮見。隨著城市面積的擴大，以前遠在郊區的化工企業進入了城區。這些企業搬遷或是停產后，原廠址的土地處置都是問題。過去多年，由于設備陳舊、工業“三廢”排放以及生產過程中“跑冒滴漏”等原因，已經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質進入了土壤。

　　近幾年，僅江蘇關閉的各類化工廠就有3000多家，全國更是數以萬計。這些化工廠原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污染，成為一塊塊亟待治理的“污染地”。

　　“相對空氣污染和水源污染來說，土壤污染是看不見的，具有隱蔽性，容易被人忽視，但它的危害卻是最大的，治理也是最難的。”蘇州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楊積德說。

　　為了治理占地450畝的常州農藥廠原廠址地塊，常州市已投資近2億元。該市環保局自然生態處處長尹勇說，這個地塊6米以上為黏土，把黏土挖出拉到水泥廠進行焚燒，達到1300度以上的高溫后，土壤中的有機毒物能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重金屬則需加入添加劑將其固化在水泥中，不流動不融出就不會造成污染。

　　記者調研發現，像常州農藥廠地塊這樣進行嚴格土壤修復的化工“污染地”并不多。專家表示，這一類型的“污染地”治理還須邁過“三道坎”。

　　一是法律法規坎。

　　楊積德說，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土壤修復法》，缺乏土壤修復技術標準。一塊地怎樣才算修復好了，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否則可能帶來二次污染。

　　“我國還缺乏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控制的專項法律法規。”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土壤污染與控制研究室研究員李發生認為，我國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上存在分散立法、附屬立法、立法層級較低等問題，在立法內容上存在重復立法較多、立法沖突和原則立法過多、可操作性差等問題。

　　此外，在污染風險評估方面，美國要求如百萬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土地必須修復；荷蘭則要求，若10萬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復。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土壤修復試驗參照的是歐洲和美國的技術標準，與我國實際存在巨大差距。

　　二是治理成本坎。

　　污染土壤的修復治理需要全面考慮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資金需求巨大。目前我國污染土壤調查評估與治理修復工作的資金一般來自政府相關部門和土地開發商，來源有限且沒有保障，修復治理工作難以持續開展，這成為很多污染地塊再開發的主要障礙。

　　楊積德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蘇州化工廠占地600多畝，按60%的受污染面積進行治理，每畝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的土，每立方米1.9噸，每噸土修復需1000元左右，治理大約要20億元。即使按3米深進行治理，也要超過10億元。

　　2011年，南京鐵腕關停搬遷了163家“三高兩低”企業。這些污染企業原址土壤污染嚴重，江蘇省環保廳要求對這些“毒土壤”全部進行監測。對一些“毒土壤”要挖地3米，用各種化學方法“洗土”，直到各項指標達標才能再利用，不過這一過程漫長且昂貴。

　　尹勇認為，資金是當前土壤修復的最大難題。

　　三是監管和技術坎。

　　目前我國土壤環境監管措施不完善，土壤污染的歷史和現狀不明，土壤污染物（特別是有機污染物）的種類不清，對污染物的環境行為、危害的科學認識不夠。同時，土壤污染監測體系不完善，缺乏污染場地信息管理系統，缺少完整的風險評價和風險管理體系。

　　專家指出，由于土壤修復在我國時間不長，高校少有土壤修復專業，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更是缺乏。在土壤污染治理技術上也不夠成熟，現有的土壤污染治理措施代價較高，凈化周期長，而且效果不甚理想。大部分技術仍停留在實驗室模擬研究階段，缺乏具體的工程實踐經驗。

　　此外，各地土壤修復的主管部門不盡相同，涉及發改委、規劃、土地、建設、環保、財政等多個部門，協調起來十分困難。國內有資質的土壤修復企業本就不多，且發放“土壤修復資質”的是建設部門，而做的事主要歸環保部門管，體制不順，影響健康發展。

文章來源：半月談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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